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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家彩网2024-01-26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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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瘦身” 回家脚步更轻盈******

　　【春运进行时】

　　光明日报记者訾谦

　　“我只带了证件、手机和必备用品，轻松踏上过年回家路。”1月11日，在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里，29岁的张桦楠说，他的行李已经通过快递寄回家了。

　　如今，像张桦楠这样轻装上路的春运旅客不在少数。“其实大件行李寄递服务前几年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春节前后运力紧张，一些农村地区的快递服务相对不畅，选择这种方式将行李寄回家的旅客比较少。”某快递公司负责人表示，如今许多快递公司都提供“春节不打烊”服务，“快递进村”工程也大幅度打通了城乡物流通道，轻装上路的旅客自然就多了。

　　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让消费者在购买年货的时候有了更多选择。老家在山西忻州宁武县的陈喆回忆，原来到了年关，他只敢在网上买些食品、饮料以及春联等日用品寄回家，因为小件包裹不容易延迟。而今年回家前，陈喆从网上给父母买了一台冰柜，让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储藏过年准备的各类食品。“昨天买的，今天就到了，我还没回家冰柜就安装好了，现在的快递物流服务真的很方便。”他说。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快递业务量比2021年提前7天达到千亿件，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超过330万亿元，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达90%，每天有1亿多件快递包裹在农村进出。

　　“如果寄出地址和收货地址都在省会城市的话，基本可以保证大件包裹在两天内送达；如果收货地址在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4天左右也可以收到。目前让行李‘自己回家’正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青睐，而且‘复购’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该快递公司负责人说。

　　除了更加畅通的邮路外，快递物流运力也有保障。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表示，截至1月5日，全国快递员上岗率达94.9%，快递服务已经得到有效恢复。

　　数据显示，今年前5天，全国快递业务量达到了18.9亿件，支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超过了1600亿元。快递物流不仅让游子的回家路变得更轻盈，也为稳消费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陈凯表示，接下来邮政部门在做好寄递服务、保障药品等医疗物资寄递需要外，还将进一步督促相关企业，解决快件处理的时效问题，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寄递服务的需求。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0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